国企搞死是必然的？

国企改革，老生常谈。

国企改革在顶层设计上早已确定混合所有制这一大方向，却同时被两种情绪笼罩——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和“国进民退”变本加厉。

不过，在当下国企改革的具体推进过程中，较多表现为通过合并重组壮大身形，在“做强做优做大”上着力。

继南北车合并、宝钢与武钢合并之后，南北船（中船重工集团和中船工业集团）也传出合并消息；煤炭生产商神华集团与国电集团就合并举行谈判，如果交易获批，合并后的集团将拥有2620亿美元资产；中核集团与中核建各自的上市子公司表示，其未上市的母公司将进行合并，缔造一家拥有800亿美元资产的集团。

对于如此做法，一些秉持自由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专家学者认为，国企就是应该通过改革给民企“腾地方”，让民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不是借助背后的资源把自己搞得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咄咄逼人。

这种改革理念根本上是囿于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无法通透国企改革难以超越当下。

理直气壮搞好国企有其无法回避的时代理由，而不是单纯出于任何人的理想、情怀。

首先，“去WTO，回归国家经济”的国际背景是搞好国企的外在动力。

在去全球化的历史逆流下，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竞争愈来愈多的被国家竞争所替代。

在这种背景下，单靠企业难以抵挡得住国家间竞争的各种“明刀暗枪”，更何况，除了华为等少数民营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量大面广的中国民营企业尚难以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匹敌。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从世界500强企业来看：

在利润方面

虽然中国（大陆）世界500强企业占全部世界500强利润总额已从1996年的0.3%提高到2013年的15.3%。

在行业布局方面

尽管2013年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分布的50个行业中，已经从1996年的两个上升到27个行业，但在23个行业中处于“空白地带”，与美国一国就独占了46个行业还不能相提并论。

此外，从具体的行业集中度来看

与美欧日的世界500强企业相比，中国世界500强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按行业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与各国行业总产值的比值计算，中国在炼油、电信、能源、金属和企业行业的集中度水平显著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世界500强企业。

显然，中国企业与已经有上百年积累的欧美日企业还存在较大落差，无论是应对企业间的竞争，还是基于国家竞争和国家战略的考量，都离不开集国家之力的国企来开疆拓土。

其次，国企功能混乱是搞好国企的内在动力。

国企功能不清晰，定位不明确，发展同质化、伪市场化等问题，使得其难以很好地落实和兑现国家的意志和战略，比如自来水公司可能还有商贸类辅业，军工企业可能还开展房地产业务，往往使得国企的发展背离初衷。

与此相关联，国企公司制建设滞后，尚未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内部管理缺乏监督约束，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等问题严重。化解这些问题也需要通过搞好国企来解决。

此外，应对百年一遇危机也把搞好国企顶在了杠头上。

产能过剩、全球性大洗牌，天然地衍生了企业兼并重组的需求，但民营企业因为多实力不足，难以顺势推动企业间的兼并重组，而国企背靠国家，财大气粗，不但有能力在全球“扫货”，趁势“吃”下国际上的优势企业、资源，也可借机整合国内的产业和资源，从而让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籍此跃升一个台阶。

显然，当下有充足的动力和要求把国企搞好，而不是削弱国企。

所以，在这种格局下，本次国企改革的实质其实就是落实国家意志、融入市场经济。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有一条明确而清晰的主线，即市场化。但如今市场化已经不足以破解当下面临的所有难题。

就国企而言，比如，如何让国企既有担当、有效地贯彻落实国家的战略安排，又能按照市场规则出牌，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这显然是难以通过市场化这一根弦就可以调摆的。

事实上，面对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剩和大量的僵尸企业，简单地任由市场自发清理，难免引发市场和社会动荡。

就拿僵尸企业来说，根据媒体披露的数据，目前全国工业部门中僵尸企业数量约占工业企业总数的7.51%。按企业规模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中僵尸企业数量分别约1万家、5万家和13万家。

而这些僵尸企业背负着大量的负债和就业，单纯通过市场进行“清盘”，必然会对银行和就业产生冲击。

而通过政府之手进行统筹安排，推动大兼并、大整顿，则可有效地“减震”。

此外，某些产业的发展仍要仰仗国家之力，比如，在诸如航发等尖端技术领域，只能靠国家之力来突破；即便在航运这样的领域，国家兜底依然不可或缺。

而中国在政府主导下推动重组整合，不但有助于企业熬过危机，也将为危机过后中国相关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做好铺垫。

因此，与以往国企改革重在市场化不同，本次改革也要凸显了国家的战略和意志。

然而，国企做大做优做强，仅靠政府之力或者说政府订单是不够的，国企的发展无法凌驾于市场经济之上，必须融入市场经济，而融入市场经济的根本就是公司制，融入市场经济的战略则是混合经济，这在本次改革中也有鲜明的体现。

鉴此，当下国企改革实际上存在落实国家意志和融入市场经济两条主线，是一次再国家化和再市场化并重的改革，这看似矛盾悖论，却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

社会之所以看不懂新一轮国企改革，主要是只适应以往单一的主线，而无法理解矛盾和悖论。

也正是在单一逻辑下，有的人只看到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市场化部分，有的人只看到其中的国家意志，就此推导出国企改革的晦暗前景。

但是，关于国企前景的争论就如同中国崩溃论，虽然唱衰国企改革的声音从未停止，但国企在每一轮改革后都会脱胎换骨。

“

从国企改革发展历程看，从承包制到抓大放小、公司制、国资委再到再国家化与再市场化，每次改革都是一次应对当时社会要求的继往开来的变革。

”

在再国家和再市场化的改革驱动下，今后国企改革方向并非简单的国进民退，而是融入市场经济。

一旦国企变身为充分按照公司制运作的市场化主体，混合经济得以铺展开来，国企改革也将沿着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更细更深地推进，趋近国企、民企协调共进。

如此一来，究竟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将逐渐失去争执的前提。

当然，每一次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化解所有难题，这一轮国企改革也有其难以规避的难点。

一是阶段性解决问题同时也埋下了下一阶段所必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大规模的兼并重组造就的超大型国企或将埋下超级垄断的隐患。

二是国企不能吃偏饭。既然国企要融入市场经济，就必然要按照市场规则来，而不能再享受超国民待遇，更何况中国要坚持自由贸易，国企的超国民待遇必将成为他国“狙击”、“清算”的对象。

苹果公司就因为享受了爱尔兰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而被欧盟裁决应向爱尔兰政府补缴130亿欧元税款，国企未来难以幸免。

三是国企不仅要融入市场经济，更要迎接兼容新经济。国企的组织架构更适应传统的工业经济，而对新经济有心无力，这很可能导致国企在滚滚的新经济浪潮下被越甩越远。

由于当下尚未为这些难点做出安排，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也将成为后续改革的“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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